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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CN中文网-新闻频道

多维专论:"占中"阴霾下的"造鬼运动"(图)

2014-10-12 03:15| 发布者: | 查看: 1828| 评论: 0

摘要: 发生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占领中环”运动或许进入尾声,在这场运动期间,所谓“占中”是外国势力煽动和支持的结果,这一观点受到了陆港两地官媒的热烈追捧,使得“外部势力”成为解读香港问题的一个关键词。在更 ...

发生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占领中环”运动或许进入尾声,在这场运动期间,所谓“占中”是外国势力煽动和支持的结果,这一观点受到了陆港两地官媒的热烈追捧,使得“外部势力”成为解读香港问题的一个关键词。在更广的语境里,自中共建政以来,“外部势力”的说法更是屡屡见诸报端,成为官方用来警示国人的一张王牌。在本次“占中”运动中,官媒眼中能量无穷的外部势力又在香港幽灵般现身,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只要是中国发生大事,必是外部势力怂恿所为。如果事实的确如此,当然应该以此为基础去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如果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就可能产生曲解,将外部势力无端扩大,失去对事情考察的凭证,看不到真相,连累解决事情的方案也会出错。

相比于官媒的紧张,外界却产生了诸多质疑。一方面是人们来自现实的反应,毕竟时过境迁,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香港也经历了“一国两制”的实践,今日之中国,今日之香港,皆已发生变化,“外部势力”真的还在起“主要作用”吗?另一方面,从港人自身的视角来看,香港作为被英国殖民一百多年的城市,其社会生态和群体思维自然会带有西化因素,否则“占中”运动也不可能爆发。但若按照这个逻辑,有西化思想的港人岂不是都成了“外部势力”?因此,想要彻底认识清楚香港问题,就必须摒弃以往僵化的意识形态思维,认真剖析现实,理性认识介入香港的“外部势力”。

华洋融合的香港 遍地是“外部势力”

中共历来强调“外部势力”,其实只是一种中西对立的政治视角。而如果继续以这种逻辑来看香港,在这次“占中”队伍里就有着三种所谓的“外部势力”的出现。

第一种,某些活跃在“占中”运动中的泛民代表们,包括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资深大律师李柱铭和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等人。这些人,不管是在其职业生涯中,还是生活上,都与西方存在较为密切的关联。他们片面以为利用北京所忌讳的西方力量,就会迫使中央在香港问题上变得更加谨慎。这种典型的“洋八股”的老人思维,其实是被自己的历史所劫持,根本无法认识变化的世界,不知这种做法只会给自己落下“敌对势力”的嫌疑,陷入很被动的处境,从而成为政治上那批可怜的人。

第二种,以争取普选为党纲的香港公民党。公民党主席余若薇、党魁梁家杰,两人都是香港的资深大律师,而该党内部有80%乃至90%的成员也都是属于司法界。众所周知,香港律师界历来接受西式教育,历史上香港执业律师的资格或者头衔,比如所有大律师,曾经被称为“皇家御用大律师”,英语称为“Queen’s Council”,都要经过英国认可。可以说,他们不仅讲英语,而且背后也是一整套的西化逻辑思维,这种思维其实是普世价值观的变种,相对于中国来说,当然也就是外部势力的异类文化。但是这种联系更多是历史和知识结构所造成,而非刻意借助西方力量来达到某种目的,更不是逢中必反。在这些人的潜意识中,“占中”只是香港公民争取民主的表现,而非“违法”事件,或者说表面上是违法,但由于是在争取公义,所以政治上并不违法,更不是针对“一国两制”和中央。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们只不过是更倾向于运用西方思维来考虑香港问题而已,并非“敌对”。“一国两制”本身就是针对香港有这样的文化和历史,所以才保障港人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而从意识形态上看,这就是“两制”的理论基础。

第三种人则是民主党、工党以及非建制派的其他议员。不同于公民党,这些党派人士与西方接触相对较少。他们很清楚地表示不喜欢“借助”西方,但在与战友政治同伴的妥协下,也不会对“外国势力”过于抵制。试想一下,作为英国的长期殖民地,港人一直处在西方的生存环境之中,而回到中国的怀抱不过17年,难免还有些旧的思维痕迹,这是理应得到理解的正常历史惯性。

不难发现,依照内地那套“外部势力”的视角来看待香港问题是极不合理的。一百多年的殖民史,造就了香港既传统又现代的城市属性,传统在于它对东方为根和同一个中国的认可,而现代则在于它不同于中国内地的西方思维。因此,简单地把占中归咎于“外部势力”使然,对港人来说是不公平的。面对香港问题,中央要分清敌对势力和正常交往关系的区别,应该承认历史原因,不可以偏概全,简单扣帽子,更要给香港一些时间,包容他们慢慢转变,这样才有利于香港乃至中国更好地发展。中央不能够一边要求“一国两制”,一边又不断打压香港与外部的联系,动不动就扣“勾结外部势力”的帽子,何况这种指责并不公平,也不符合事实。

西方到底想在香港干什么

香港的历史现实虽是客观存在,但每当外部势力的字眼见诸大陆媒体,给人的最大疑问依然是,西方人到底想在香港干什么?某种程度上讲,西方人对待香港的态度,亦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某些人有针对性地指向中国,唯恐中国不乱;第二类是由于意识形态所造成的思维习惯或者政治“抱负”,使某些西方人认为他们有义务去关心事关民主的问题;第三类人则是真心希望香港变得更好,但对香港问题的判断或许存在误解。

以美国民主基金会为代表的某些西方势力,有着一种特殊的政治“抱负”和职业属性,专门针对他们眼中那些非自由民主的国家。在他们看来,干涉香港“占中”,推动中国达到他们所认为的民主化水平,实乃“分内”之事,“职责”所在。比如,受美国民主基金会资助的“博讯”就经常乐此不疲,尽管这些媒体可能连民主是什么都搞不清楚。本次香港“占中”,他们若有暗中支持,同样属于意料之中的事情,不必过多紧张。但要看到事实,就是他们根本操纵不了局势,顶多扮演破坏、催化的角色,纯属小打小闹。对于他们,中央确实有必要保持警惕,但是不能因为他们的存在而将敌对势力的概念无限放大,不能因为一小撮人而影响对香港民主运动的定性,更不能因此扭曲了对外部接触的印象和判断。

英美一些议员希望干涉香港“占中’,其出发点更多属于上述第二种情况。他们想要干涉香港,与他们以往想干涉伊拉克、叙利亚,本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一种习惯思维,或者政治责任在背后发挥作用。中央不必高看一眼,权且当作他们的“惯性思维”就好。他们之所以怀有这种想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念头长期生存在自己的意识形态中。有观点认为,小布什总统之所以发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背后离不开施特劳斯学派在美国的推动。在施特劳斯学派眼中,制度有好坏之分,作为拥有世界上相对“健全”制度的美国,有义务在全球范围推进“普世价值”,建立遍及全世界的自由民主制度。姑且不论他们的初衷,单纯从实际效果而言,他们的观点无疑会影响到西方政治家看待别的国家或者地区时的视角。那些接受施特劳斯学派理念的人,很自然地将香港因为政改而发生的“占中”运动视为一场事关民主乃至“普世价值”大事,因此难免有一种像以前那样干涉伊拉克、叙利亚等国的冲动。殊不知,他们的行为并不是为了针对中国,他们就是那样“碎嘴”的人,因此中央也没必要上纲上线到敌对势力,将它们捧得这么高。然而,中央显然应该警惕这种力量给对象国所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此外,还有一批移居海外的港人,他们关心香港是一件情理之中的事情。多年以来,即使他们身在异国他乡,但是经常可以在香港的公益事务上看到他们慷慨解囊。他们对于香港的关心,正是一个游子对于昔日故乡的牵挂,实乃人之常情。即使他们对于香港问题有所误解,也是美丽的误会,因为从内心来看,他们是非常希望故乡变得更加美好和繁荣。无论是中央,还是港府,不仅应该肯定他们作为游子对于故乡的关心,更要经常听取他们善意的忠告。这是中国人的传统,是中国人数千年文化的有益成果。

香港最大的“外部势力”

当中国官媒指责西方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时候,他们恐怕未曾想过,从“一国两制”角度,对于广大普通港人来说,“中方”才是港人眼中最大的“外部势力”。早在 1989年7月11日,江泽民在北京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人士时就提出,在处理港澳和台湾问题上,中央政府采取“一国两制”的方针,内地搞内地的社会主义,香港搞香港的资本主义,“井水不犯河水”,中央不会在港澳和台湾搞社会主义,港人也不要把资本主义的一套搬到内地来,体现了泾渭分明。香港回归已经17年了,随着大量内地人员、企业进驻香港,中方已经成为香港本土之外最强大的势力。对于习惯于与内地制度不一样的港人来说,中方和西方都是外部势力。当然,中方的“外部势力”根本上不同于西方的外部势力,前者是主权之内的外部势力,后者则是主权之外的外部势力。此处之所以将中方称为香港的“外部势力”,并不是出于主权角度的考虑,而是建立于普通港人的观感之上。香港长期作为英国的殖民地,有着一套完全不同于内地的制度体系和生活方式。“一国两制”赋予港人高度自治的权利,保障港人作为中国特别行政区的原有制度体系和生活面貌,在“一国”的大前提下开辟一个不同于内地的“制外”特区。

然而,“制外”不等于“法外”,它不仅不否认香港是中国主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还非常有力地衬托中央的强大自信和胸怀。所谓“制外”只是说明香港因为历史现实原因有着相对独立的地位,根本不影响中国的主权完整。但既然中央开创了中外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模式,那自然应该有足够宽广的胸怀去包容香港作为一个“制外”但不是“法外”的正当存在,所以中方要学会接受和扮演作为香港“外部势力”的现实。

面对此次香港“占中”运动,尽管中央在这一过程中的表现相当克制,可圈可点,但某些中资企业和相关部门组织员工反占中,甚至从深圳、东莞招人参与反占中就很不妥。比如,多维记者在深圳访问了一些去香港参与反占中活动的老太太,每人一小时一百元,十分荒谬。从本次中央对“占中”的态度可以看出,中央并不是要干预香港,但一些涉港官员和建制派不按“一国两制”的原则行事,只知道揣测中央的想法,才闹出组织人员反占中的闹剧。如此行为,只会使中央成为香港社会的消极力量,不仅作用十分有限,而且容易在计划破败或者真相公布后招致港人的普遍反感。甚至可以说,这些行为是缺乏自信的表现,是被人牵着鼻子走,未能凸显作为最强大“外部势力”的冷静。

基于这一点要看到,除了中方外,其他的“外部势力”在香港发挥不了多大作用,固然要慎重,要防范,但不宜过多渲染。中国境内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内问题,绝少是来自于实际作用极其有限的西方外部势力,香港亦然。即使被人怀疑为敌对势力的陈方安生、李柱铭、黎智英他们,并不是只知道借助西方的力量,而是在缺乏与大陆的有效沟通渠道之后,又加上意识形态的不同,观点根本无法改变,才借用所谓的“外部势力”。但是,他们无法代表香港,更不是香港的主要力量。

与此同时,作为中央在香港的最高代表,中联办本应该是替中央收获人心,是中央在港“外部势力”的中枢,但是17年来可曾收获人心?毫不客气地说,长期以来,一些中央驻港官员在香港问题上的思路以及做法根本就是错误的。当中联办主任张晓明无视香港市民对出动催泪弹和防暴队的愤怒,仍然面带笑容,态度轻佻地表示“太阳会照常升起”的时候,人们不禁慨叹,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政治?北京的官员们是否还停留在与港英势力做斗争的年代?难道香港的广大学生是敌对力量吗?早在香港回归之前,民主党一直是“主权回归中国”的重要推动者,更是“一国两制”的积极践行者。可是,香港已经回归这么多年,民主党越来越成为某些大陆官员眼中的排斥对象,而普通港人更是对港府怀有不满,导致香港从一个商业化的国际大都市变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城市。

更为重要的是,中央对外部势力的斗争,不应该以香港为焦点,毕竟香港只是整个斗争的一个小环节,关键还是中央如何在理论和意识形态层面拿出让人信得过的提法与做法,香港便是一次考验。建制派扮演不了这样的角色,中联办的官僚主义就更做不到,中央必须很好地认识中联办的作用和角色,千万不能用“一国”的官员心态来管理“一国两制”。遥想当年,面对屡禁不止的“逃港潮”,邓小平、习仲勋打破大陆官员脑海里根深蒂固的偏见,更加强调在自己身上找不足,而不是简单将责任都推给外部因素,因此最终才真正解决“逃港潮”难题。既然多年前的中央领导人有如此智慧,那么现在的中央与其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防范所谓的外部势力,不如从自身找原因,构建更有说服力的理论,推出让港人心悦诚服的举措。

英国人离开香港都17年了,每天有那么多的中资和内地人员来到香港,又有内地作为强大支撑,如果中央还在担心所谓的“外部势力”,是否太过于缺乏自信?当年邓小平在大陆发展一穷二白的情况下,面对一个被英国人统治一百多年的殖民地,尚且自信地提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伟大设想,那么今天的中央,在早已是绝对强者的情况下,难道不是更有理由保持自信吗?如果动辄再把责任推给所谓的“外部势力”,那只能间接说明十多年的治港政策失败。将“外部势力”作为替罪羊是官僚意识作祟,是推卸责任;将“外部势力”作为警惕作用,提升自己的警觉性和对一国两制的更好注意,或许是更恰当的态度。“外国势力”的说法如同过去中国的“造鬼运动”,就好像大人为了哄小孩而拿出“鬼”作为幌子,但真的将鬼作为现实存在,就违背了对现实客观分析的原则。所谓“疑心生暗鬼”,“外鬼”并不可怕,盲目“疑心”才是病根,会使“鬼”影得以放大。鉴于此,很有必要重新审视“外部势力”的说法,理性认识介入香港的外部势力,因为这样可以打破过去的狭隘认知,有利于香港的发展和“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反过来也有助于树立中央的政治公信和增加港人对于中央的归属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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